● 易富贤
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9年4月号，总第一一二期

说明：该文是在我以前那篇《从金融危机看停止计划生育的急迫性》基础上修改而成，这次是正式发表。

2008年末，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海啸冲击了亚洲经济体。照理说，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市场，不应该受到很大的冲击，但是中国却受害甚大。中国经济外贸依存度（一定时期内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值）高达70%，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发达国家消费萎缩，需求减少，从中国的进口减少，中国很多企业被迫减产甚至关闭。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出现新的失业潮。很多学者认为幸亏中国实行计划生育，否则这次失业潮会更严重，由此认为中国应该坚持不动摇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本文从人口结构角度分析中国的劳动力结构和消费结构，得出了与主流经济学家及人口学家截然相反的结论：计划生育导致内需不足，反而会增加就业压力，威胁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一、计划生育政策的目的之一是缓解就业压力

当初实行计划生育的一个重要理由也是认为僧多粥少，就业压力大。中国独生子女政策是陈云、陈慕华为代表的计委系统首先提出的。陈云支持独生子女政策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减少人口可以缓解就业压力 。1979年6月陈云在给老部下陈慕华副总理的信中指出：限制人口、计划生育问题同国民经济的发展一样重要，并为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提出来五条具体建议 。
邓小平同意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一个重要理由也是认为减少人口有利于解决就业问题。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作报告时指出：“现在全国人口有九亿多，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在生产还不够发展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和就业就都成为严重的问题。”1981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尼日利亚民族党代表团时说：“人口多也是个负担。娃娃长大就业，一年就在七八百万。”
独生子女政策副总设计师田雪原（中国社科院首批47位学部委员之一）1981年从就业角度研究了中国适度人口的数量，提出中国100年后的经济适度人口为6.5～7.0亿之间 。
自由派学者何清涟等学者在很多方面持“不同政见”，但在计划生育上却与政府高度一致。她也认为中国人口太多，导致高失业率和高犯罪率，因此坚决支持计划生育。
现在很多人也用就业压力

南京大学教授称独生子女政策问题成堆 2009年04月22日 19:15南方人物周刊
研究显示，人类世代交替所需的更替水平是平均每对夫妇生育2.1个孩子。而中国学者的研究结果是，1992年以来，中国的生育率低于此水平已经长达17年。现在，一对夫妇一生平均只生育1.6个孩子，每年人口净增长不足700万。
从“4万万同胞”到现在的13亿多人，中国人口问题的主要矛盾，也已由原来的数量过多转变为了结构性矛盾——一方面老龄化问题突出，一方面出生性别比失调。
198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是过往中国复杂历史的产物。到今天，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执行了近30年。在人口问题凸显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士，呼吁放开对生育二胎的管制政策。
到底二胎政策该不该实行？具体要怎么操作？本刊记者就此采访了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主任陈友华。
受访人 陈友华(教授) 采访人 实习记者 游益萍
1
30年来，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优点和弊端有哪些？
陈友华：70年代的“晚(育)稀少”政策是一个符合客观实际的政策，群众比较容易接受，实际执行效果很好。1980年开始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是在没有经过充分论证而出台的，因而问题成堆。
现行生育政策的最大缺点是，老百姓的基本生育需求得不到满足。
2
我国目前的人口问题中最突出的矛盾是？@import url(http://finance.ifeng.com/css/fcomment2.css);
陈友华：人口结构性矛盾。具体表现在，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加速，家庭养老功能急剧弱化，社会保障将面临空前的压力，正在崛起的中国可能因此而中途夭折；另一方面生育率下降过快，与出生性别比例严重失调，将导致4000万左右的男人被判“无妻徒刑”，给家庭与社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影响，社会将因此而动荡不安。
3
独生子女政策的问题在哪里？
陈友华：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一个高风险家庭。二胎政策放宽，可以避免独生子女家庭结构的畸形传承，被扭曲的家庭结构能得到部分修复。同时，可以避免未来的劳动力过度短缺。延缓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与程度，减轻未来社会养老的压力。
4
如果放宽二胎政策，那么国家的相关政策，比如户籍制度、教育制度等是否要做

旷新年 清华大学中文系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136cec0100cfrb.html仲大军先生指出，“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中国与世界打交道依靠的是什么？不是资金，不是技术，不是资源，而是人口，中国凭借人口资源的优势成为了世界工厂。我们从小由教科书习惯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说法。有一次在谈到“大国崛起”时候，王小东先生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人的思维天然就是一种大国思维，而像比利时和荷兰这样的小国根本就不可能像大国那样思考。当我们讨论大国崛起的时候，却忽视了一种日益临近的危机，那就是也许哪一天，沦落为小国寡民。近两百年来，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不断下降，从19世纪初的40％，下降到20世纪初的25％，现在不到20％，而近年每年出生人口更是不到全球的10%（意味着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还将急剧下降），但是由于提倡晚婚晚育，缺陷儿数量却约占全世界的20%。如果继续现在的人口政策，100年后中国将不到5亿人口，200年后，将只有1亿左右的人口。2030年，印度就将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实际上，如果印度在独立的时候没有被肢解成几个国家的话，那么，印度的人口早已经超过了中国）。正在崛起的中国可能因为人口迅速老化而衰落甚至崩溃，数千年来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将变为无足轻重的民族。苏联解体的原因众说纷纭，美国未来学家彼得·史华兹（Peter Schwartz）认为，苏联的崩溃在于人口的原因。苏联由于破坏了依附于宗教的生育文化，生育率从1930年代开始下降。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面向西方打开大门，因为相对西方惊人的贫困产生了巨大的“人口爆炸”的恐慌，体现了新马尔萨斯主义观点的罗马俱乐部报告《增长的极限》在中国流行，与此同时，严格的一胎化生育政策开始实施。这些有关人口的预言和政策以“科学”的名义出现。“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这种新马尔萨斯主义的阴影里。在“稳定压倒一切”和“不争论”的政治背景下，一胎化生育政策作为“基本国策”不容讨论，在人口研究上，形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在这种万马齐喑的环境中，易富贤《大国空巢》一书及其“新人口论”横空出世，产出了巨大的震动，引起了热烈的争论。马尔萨斯对于人口增长持一种悲观主义观点，认为人口增长与物质匮乏的矛盾无法解决。这种悲观主义典型地反映了牛顿时代的机械唯物主义思维。相反，而易富贤的新人

杨支柱 1982年12月4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许多人正是据此认为，生育权不是基本人权，不是公民的基本权利，生育权在中国是不存在的，公民只有计划生育的义务。但也有另外一些人认为，公民有生育权，也有计划生育的义务。这种意见又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公民的生育权利就是公民的计划生育义务，从可以生一个的角度看是权利，从只能生一个的角度看是义务；另一派认为计划生育义务以生育权为不言自明的前提，生育权表现为一对夫妻可以自主决定是不要孩子还是要一个孩子以及何时要孩子，生育义务表现为有了一个（特殊情况下经过批准可以是两个）孩子之后必须采取节育或绝育措施不能再生。 ( http://www.tecn.cn ) 但是宪法规定公民（本应为"自然人"或"个人"，下同。公民的权利、义务和其他自然人的权利、义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区别，仅仅服兵役的义务和某些选举权、被选举权例外。因为中国宪法不使用"自然人"或"个人"而使用"公民"一词，本文尊重这一习惯。）义务是错误的，规定公民有生育义务或计划生育的义务就更加错误。 ( http://www.tecn.cn ) 关于宪法不应该规定公民义务，有不少宪法学者在文章或著作中涉及过；但道理不一定讲透了。 所谓权利，意味着权利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追求或享受一定的利益；而义务意味着义务人受到一种不利的拘束。两者正好相反，在同一个法律关系中一种权利不可能同时又是义务，否则整个法律体系就会崩溃。某些法学教科书说，职权是不能放弃的，职权就是职责，就是义务。这种说法其实是不求甚解的。职权固然不可放弃，职权的范围跟职责的范围也完全相同；但到底是职权还是职责，是在不同的法律关系中相对于不同的法律主体而言的。政府官员的权力相对于授权给它的人民或人民代表机构是一种义务或责任，是不可放弃的拘束；相对于行政相对人而言，才是权力。权力不可放弃的原因不在于它是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力，而在于它跟对另一法律主体的责任的内容相重

从人口和产业结构看现在的失业问题和今后的劳动力短缺
　　　　
　　　　作者：易富贤　familyyi@yahoo.com
　　　　
　　实行计划生育的一个理由是僧多粥少，就业压力大。难道粥是天上掉下来的？社会作为整体，有消费才有需求，有需求才有生产，有生产才能提供就业，有就业才有能力消费，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生产是为了满足需求，贸易是用来交换产品，如果生产主要是换外汇（而不是产品和服务），那么等于是帮别人干活。一个萝卜一个坑，有多少的人口，就有多大的消费市场，就有多大的需求，就有多少就业机会。减少人口之后减少消费，哪里还有就业？
　　　　
　　侯若石、何茂春、丁刚等学者认为消费实力是一种国家实力（《消费能力体现大国实力》环球时报2006年12月13日）。生产为消费服务是世界强国发展的客观规律。经济大国都是生产水平和消费水平都很高的国家。经济大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依靠生产和消费并举，进口和出口两旺，引进和输出均衡，收入和支出双高。消费的增长标志民生改善和市场活跃，而这两个因素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世界经济正进入一个消费产品剩余化、多样化的时代，现在缺的不是生产者，而是消费者。消费者的发言权、影响力要大于生产者。中国的强大不仅取决于我们能够制造多少产品和我们制造了什么产品，也取决于我们买什么商品，买多少商品。
　　　　
　　有人说，日本人口只有1.27亿，购买力却达到4万亿美元，与人口11.3亿的印度差不多，因此消费取决于人均收入而非人口数量。但是百姓的基本生活消费是一定的，那么产品供应量也必须是一定的。比如对粮食和衣服等的需求，不论富人还是穷人，消费相差不大。同样4万亿美元的消费量，日本的消费只能提供6600万个左右的就业机会，而印度却能提供5亿个左右就业机会。日本对低附加值的产品需求有限，而单位消费量的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所提供的就业并不多。日本即使消费饱和，所提供的就业机会也不过是满足日本本国的就业而已。即使发达国家的低端产品全部依赖中国和印度提供，所提供的就业机会也不多。
　　　　
　　就每个人来说，幼年时代单纯是消费者，青壮年时期生产大于消费，老年的时候又是消费为主。由于物质资本是报酬递减的，人力资本是报酬递增的，青壮年消费能力如果主要用于人力资本的投资（

作者: 晴天
7亿适度人口论，是现在从紧生育的理论基础，也是早降，快降，降到适度人口的计生学界观点的主要依据。
孙本文在50年代提出，按我国人口增长和自然资源方面的情况，适度人口应为8亿。有人据“最大经济效益”的标准提出，我国百年之内的最优人口为6.5亿到7亿。还有人据我国淡水资源状况提出我国最优人口应为6.88亿。宋健等在《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一书中，对我国适度人口做了这样的估算，即我国人均耕地少，单产低，1979年共产粮3000多亿公斤，平均每人300多千克，如果几十年到100年后，中国人均年占有粮食750kg（大致为目前一些工农业较发达的国家的平均水平），而平均亩产比现在提高一倍，那么仅从粮食资源来看，中国人口应在7亿左右。若希望人均年有粮食1000kg（美国1976年人均1350kg），中国的人口应为6亿左右。
2004年新华社《瞭望》周刊重申了寄生委的这一观点，。2005年1月10日人民网“特别策划：13亿人口的分量。也重申：我国人口承载量最高应控制在16亿左右（现在已经远达不到了），最合适的人口数量为7亿左右。
以上均是从淡水，粮食，推出适度人口是7亿人。但是仔细推敲，这些推论实在是书生气十足。一是推理标准不对。二是不考虑国内民族，世界政经格局。
一，不适当的人均标准
“按世界人均标准”我国的矿产只能支撑10亿人口。
“按世界人均淡水”我国的淡水只能支撑7亿人口。
“按世界人均耕地”，我国的耕地只能支撑6亿人口
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耳熟能详的危机论点。同时，世界人均怎样，也成为我们适度人口的推理依据。首先，我先理一下，主要人均标准，就是上面的人均矿产，人均淡水，人均耕地。另外的人均空气，人均阳光是资源，但大家也不会拿他当标准。那我们看一下前三个标准。
1，人均矿产标准：
虽然中国是世界矿产资源第三大国，这个标准很奇怪，不知道为何能拿来算计人口。一是这个标准动态变化太大，如果科学技术进步，在其他国家新发现大批矿产，那么世界人均上去了，我们是否该降适度人口。如果在我国发现大批矿产，是否又应该升适度人口？如果以后人类下海洋开矿，是不是人均标准又变了。二是世界人口在变化，2050年根据联合国的估计人口总数会达到90-100亿。比现在多40亿，造成人均标准下降

该文摘自梁中堂先生网站《我的自述》http://www.liangzhongtang.cn/ 梁中堂教授简历：男，1948年出生，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务院批准的享受政府津贴的优秀专家，山西省"优秀专家"，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1983年以来先后任中共山西省委党校教授、省计划生育委员会顾问、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长、省社科院副院长，山西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国际人口科学研究联盟会员、中国国情研究会理事、中国人口学会理事、山西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山西人口学会副会长等。现在为上海社科院教授。梁中堂从1978年就开始参入中国人口政策讨论，一开始就反对独生子女政策，反对宋健的“人口控制论”，在他的力争下，1985年国家特批他选择山西翼城县试点他的二胎晚育理论，成为中国人口政策的特区。本来指望几年后推广全国，但是在“独生子女”派的反对下，至今只是试点。在1980年代的政治环境下，梁中堂先生提出的折衷的二孩晚育方案相对于独生子女政策来说是不错的，是万不得已的。由于经济发展所伴随的生育意愿下降，以及不孕人群增加，山西翼城县（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地区）的生育率现在也远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说明现在“二胎专家”提出的“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是错误的。 1979年12月11-14日，全国第二次人口理论讨论会在四川成都召开。会议的主题当然是人口控制问题了。令人完全可以感受到，会议的主题是迎合全国的气氛，有不少的人文章都是鼓吹“人口革命”，认为实行“一胎化”不仅可以削平中国人口生育高峰，而且是中国人口史上的革命。 我在发言中主要讲了实行“一胎化”政策可能产生的各种后果：（1）人口老化过程由于出生率连续剧烈降低，将十分严重。（2）无子女照顾的老年人太多，社会问题严重。（3）经济年龄结构特殊，社会负担加重。（4）人口年龄构成显著变化，对国民经济发展将带来直接的影响。（5）人口政策的反复变化，将对社会政治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 中国人已经习惯了一个时期只听一种声音，猛然听了这不同的批评观点，一下子炸了锅，会上就有不同的反响。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栗秀珍就在参加我所在的那个小组会上说：“问题哪里会有那么严重？”那时国家还没有设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务院有一个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卫生部。陈幕华副总理担任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的

2009-02-06 11:48:06　来源: 中国新闻网(北京)

山西翼城在过去二十多年中，一直允许当地农民有条件地生育二胎，而中国大部分人同期只能生育一胎。“晚婚晚育加间隔”可生育二胎的政策因为领导的看法不一致，最终没有得到推广。

试行二胎化试点的翼城自2000年以来，人口出生率连续低于10‰，接近零增长本刊记者/杨正莲(文) 刘震(摄影)2009年1月10日，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中卫乡人望村农民常茂忠手上夹着一支刚刚点燃的香烟站在自家院中。他看着眼前跳跃的小孙女，不由得心里盘算：“春节过后，再把小女儿嫁出去，这辈子就没什么可操心的了。”眼下，正到了常茂忠享福的时候。大女儿已经招亲，并为常茂忠生育了一个孙女；21岁的小女儿即将出嫁——养育了两个女儿的常茂忠觉得自己作为一个父亲，差不多就快功德圆满了。虽然小女儿刚到法定结婚年龄就张罗着嫁人，但常茂忠和大女儿其实都是晚婚晚育的实践者。这和中国近三十年所倡导的婚育模式，恰巧合拍。与全国其他地方农民不同的是，常茂忠和山西翼城的其他农民生育两个孩子，都属于合法生育。山西翼城在过去二十多年中，一直允许当地农民有条件地生育二胎，而中国大部分人同期只能生育一胎。这个被简称为“晚婚晚育加间隔”的政策，自1985年开始在翼城试行至今，已有24年。翼城也曾“一胎化”1979年，26岁的常茂忠终于完婚，他赶上了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常茂忠是穿着打补丁的裤子结婚的，他那时的贫穷和百废待兴的中国并无二致。建立在牺牲和限制农业发展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使得农民普遍处于贫困之中，当时人均粮食占有量仅停留在1957年的水平，城市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凭票供应。同时，全国有两千万人需要安排就业，这个数字相当于中央农办2009年2月2日公布的、2008年因金融危机而失去工作返乡的农民工数量。这个庞大队伍令当时的各级政府深感头痛。1978年11月全国第一次人口理论讨论会上，城镇青年的就业和待业问题、回城知青的工作和生活问题成为会议的焦点。1979年1月召开的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是推动全国走向“一胎化”的一次重要会议。“计划生育搞得好，可以加快四个现代化的进程；搞不好，就要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说，“要心中有数，要做工作，要把多胎控制住，鼓励生一胎，把人口降下来。”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

作者: 易//富//贤

1901年印度人口为2.38亿；其时中国人口4.26亿。2006年印度人口10.95亿；而2006年中国人口12.5亿左右（计生委宣称是13.1亿，但是国家统计局局长承认到2004年就有至少4000多万的水分，并且水分逐年增加）。换句话说，从1901年到2006年，印度人口增加到4.6倍，而中国人口只增加到2.9倍。
文明的创造靠精英（数十年、数百年、上千年出一个的精英），文明的毁灭也是精英（一年出无数个的“精英”），文明的保留靠普通百姓。中国有重视“精英”的传统，但往往是精英误国。无论是老一代知识精英陶行知、马寅初、劭力子、夏衍，1980年代的政治精英，自由主义学者何清涟、余杰，还是新左派学者何新，都认为人口问题是中国很多问题的根源，控制人口是中国的当然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计划生育是几代精英的耻辱。在1980年那种政治现实下，以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下，决策者想不实行计划生育都难。中华文化圈的韩国、新加坡由于尊重精英的观点，对人口控制也是非常热情（由于政治制度的原因，精英们的设想不能完全付诸实践），现在后悔莫及。台湾由于重视精英，还曾想要诺贝尔奖得主李远哲当行政院长（在台湾生育率只有1.1的现在，李远哲还认为台湾需要继续减少人口）。人口问题是慢性问题，在人口方面的看法，不但反映出决策者的眼光，同样也反映出学者的眼光。学术有专攻，不要一碰到问题就往“人”身上推。 　　 有媒体宣称，有三件与中国相关的事情，让印度的知识精英刻骨铭心。其中之一就是印度不能像中国这样实行计划生育，导致印度经济发展落后于中国。1976年，当时的总理英迪拉·甘地在精英的建议下，曾发起一场控制人口增长的运动，结果遭到广大选民的强烈反对，在第二年的大选中，英迪拉·甘地遭到惨败，黯然下台。之后，以压倒多数获胜的人民党执掌了在新德里的权杖。他们对甘地夫人的节育计划予以否定，并很快宣布了一项新的人口政策——家庭幸福工程。此工程的意图是明确的，即它是以自愿为原则的。在历年的竞选中，没有任何政治家在竞选时敢提关于“人口控制”的字眼。由于印度缺乏连贯的政策来控制人口激增，尽管控制人口的措施和办法多次出台，但始终难以得到认真的贯彻落实，最后总是不了了之。而现在国际社会看好印度的原因恰恰就是印度因为没有强制执行过激的计划生育政策而有年轻、合理的

何 亚 福 2009年1月13日中新网报道：“根据卫生部发布的《2008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07年，中国活产胎儿12506498名，按照15%～20%的流产率，2007年，我国有约300万名孕妇流产。这一数字，相当于三个河南省的年新生儿出生数。”这篇报道给出了2007年中国的活产胎儿（或婴儿）数据。从报道的内容来看，这个数据应该既包括在医院生产的胎儿，也包括在家生产的胎儿。 如果2007年中国活产胎儿（即新出生人口）只有1251万名（四舍五入），这意味着2007年中国的出生率不到10‰（总人口按照13.2亿计算）。这种出生率确实属于超低生育水平。 然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在2008年2月28日公布的《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32129万人，比上年末增加681万人。全年出生人口1594万人，出生率为12.10‰；死亡人口913万人，死亡率为6.93‰；自然增长率为5.17‰。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20.22。” 我们来比较一下卫生部和国家统计局的这两个数据：卫生部的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新出生人口是1251万名，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新出生人口是1594万名。这两个数据相差：1594万-1251万=343万。我想问：这343万名婴儿哪里去了？卫生部与国家统计局，谁的数据更可信？附新闻出处和数据来源：2007年中国约300万流产孕妇 专家呼吁理性保胎http://www.chinanews.com.cn/jk/kong/news/2009/01-13/1525292.shtml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080228_402464933.htm